为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丰富我院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和内容，充分发挥“五老”亲历者、见证者、实践者的优势，深入挖掘、记录、展示、宣传“五老”精神，增强学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责任感，让青年学生在新征程上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我院邀请张宪文教授与青年教工、学生共话当年，回忆自己步入历史研究、择一事、终一生的经历与感悟，勉励师生要有为国为民的服务精神、脚踏实地的治学态度，共建自成一体、薪火相传的南京大学历史学队伍。
张宪文教授简介
张宪文，1934年生，山东泰安人，195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留校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现任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名誉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等职。曾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六五”“七五”“九五”重大规划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重大委托项目，国际合作及海峡两岸合作项目等十余个项目。出版《中华民国史纲》《中华民国史》《中国抗日战争史》《蒋介石全传》《中国现代史史料学》《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南京大屠杀全史》《中华民国专题史（18卷）》等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曾赴十余个国家和地区讲学和出席国际会议。
Part 1. 结缘南大——服务现实、为国储才
为什么学历史？即使来到南大学习研究历史已经70年，对这个问题仍然难以理解清楚。1954年我报考大学填写志愿的时候，一心想学习经济学，因为1953年国家正开始实施大规模经济建设，十分缺乏经济建设人才。我想学习经济学服务国家，但是没想到阴差阳错被分配到南京大学历史系。当时南京大学刚刚经过院系调整，规模很小，历史学系的学生和教师人数都很少，对历史学的认知非常模糊。
我认为，既然学了历史，毕业以后多数从事与历史有关的工作，或去中学与大学教书，而且是分配工作。那时候大家都响应党的号召，听党的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我班毕业时有分配去边疆的名额，其中有的名额将分配至青海、黑龙江以及山西等边远地区，而我亦做好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准备，但是没想到竟然留在了南大里。
虽然我本科的时候,受到曾昭燏老师等几位著名考古学家的影响,很喜欢考古.但是毕业后，韩儒林系主任找我谈话，希望我去教中国现代史。这是一门刚设立的新课，没有教材和史料，我们两位老师只能按照中宣部提供“一报两刊三口袋”的文件来讲课。这门课政治性很强，十分敏感，生怕讲错内容。我在留校后，有很多次被党总支分配，带领学生和部分教师下厂矿和农村，去劳动锻炼，编写厂矿史或农村史。我曾带领学生去过徐州贾汪煤矿、南通大生纱厂、苏北的新四军革命根据地、无锡缫丝厂、南京郊区的水库、南京东郊的十月农业合作社和东流农村公社等地。每次历时少则半个月，多则两个月。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教育方针几次变化。由学习欧美教育制度，改为学习苏联的教育方针。1958年中苏关系紧张后，大学的教育方针由培养专业人才、专家，变成了培养劳动者。我认为大学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大学生具有劳动人民热爱劳动的思想，应该使其掌握科学知识服务国家。
早在1956年，周恩来号召研究中华民国史，毛泽东曾提出编辑《蒋介石全集》，并且编了第一卷。1972年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决定，要进行民国史研究，编写民国史。一开始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人民出版社，后来转交给了中华书局。当时山东大学的孙思白教授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李新教授接受这项任务，但是缺少研究人员，于是他们邀请我参与。我同意了。就这样，于1974年，我校踏上了民国史的研究之路。
我对历史学的认识和爱好也是不断变化的。刚开始没太多兴趣，就慢慢培养。因为早年也无法改变专业。我一开始喜欢考古学，大学毕业论文也是与考古相关的，并被推送给北京高校的学术展览会。但是干一行爱一行，学校要求我教中国近现代史，我努力教好课程，随后国家需要我们加强民国史学科建设，我便很早转向民国史研究。
Part 2. 格物致知——着眼实际、服务国家
到了1980年代，在国家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我更加确认“历史学要服务于国家民族的战略要求”。我在南大近70多年，做了三件事：一是研究中华民国史，二是研究抗日战争史，三是研究南京大屠杀史。这三件事，都是有关人类、民族和国家发展利益的，是很重要的，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
历史是民族的记忆，是国家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因此我认为三件事中，影响和贡献最大的是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从前，很长一段时间，日本领导人一直都不肯承认这个罪行，无论我们说多少遍“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他们仍然置若罔闻。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历史学家的责任。2000年，我们接受整理南京大屠杀资料的任务，在中宣部、教育部和省市委大力支持下，我们克服种种困难，派老师到世界各地搜集材料，最后出版了四千多万字的材料与证据。出版以后，日本专门两次派领事馆的官员和军方人员来对话，随后又在外务省网站上承认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但是他们不肯彻底认罪，又针对屠杀人数问题与我们争执。这将是我们未来应做的工作。我们现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老师们慢慢变老，年轻一代需要成长起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8月份开过一个青年学者的研讨会。我在会上提出要注重培养年轻一代，因为南京大屠杀的研究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需要年轻人跟上去。
教育部曾希望我领衔大陆学者与台湾学者合写中华民国史，经过两岸四地70来位学者的共同努力，完成了18卷《中华民国专题史》，每卷都由一位大陆学者和一位台湾学者共同撰写。
由此看来，第一，历史科学是一门有价值、有意义的学科；第二，同学们学历史会有发展前途，关键在于你是否认真去学，好好研究历史，看中一个科研方向，不断钻研，为国家民族积极做贡献。
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被誉为近代史研究的重镇。迄今为止，我们出版了一大批研究著作，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研究领域都是围绕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利益来开展。目前我们形成了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和南京大屠杀史为特色的研究局面。我们要继续扩展新的研究课题。习总书记号召全国各省开展“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我对年轻老师提出可以考虑这个方向，这对南京大学学术发展具有震撼性、影响力。我虽年事已高，但愿意与年青学者一起奋斗。南京大学应当在国内外的民国史研究方面起带头作用：影响力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国际上。南大学生有条件也有基础。中央到地方都很重视民国史研究。民国史实际上是一个断代史，不能因为某些话题敏感，就否认这段历史而不研究。我们要理清它的真实面貌：民国时期有贡献，也存在一些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推动国家加速向前发展。南大人的精神就是要奋斗，要付出，要为学术付出，学术是有利于国家民族利益的，有利于国家发展的，不光理工科有这样的使命，文科同样也有这样的任务。
Part 3. 责任与使命——顺应时代、打好基础
早在1960年代，我系青年教师曾经问北京大学翦伯赞教授，学历史有什么用？翦老师并没有过多解释。后来，在教育部指导下，我终于想通了：一方面，历史学要服务于国家、民族、人类发展战略需求，另一方面，要做好历史学的基础。第一个方面，我在前面已经详细解释了，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历史学要由专业的历史学学者来研究解释，要把专业的知识储备给建设好，特别是民国史研究这一段，还有许多问题没有研究，许多问题研究得不正确，所以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研究民国历史、民国人物应当进行恰当的修饰和评价，这就对我们历史学者的水平提出了要求。
20世纪80年代，曾有别的单位打算调我过去工作，但是我没有同意，一是因为对南大存在着依依不舍的留恋，二是觉得自己还有研究没有做完，还有教学任务没有完成。我希望我们民国史研究中心的老师们能够联合跟我们有关的校友，共同努力将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建设成一个著名的、有影响力的、有代表性的民国史科研基地。基地必须有一个体制保障，老中青三代，老一代带年轻的，年轻的跟上去。
Part 4. 寄语师生——把握条件，重于传承
在采访的最后，张宪文教授对学院师生给予了殷切的期望：
一个学科一定要有一支有学术理想的学术队伍、奋力地把学科建设好。南京大学历史系有的学科还有不足。要完善我们的学科建设，无论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都要把人力投入进去，把学科建设好。南大的民国史中心是教育部的重点研究基地。我们从70年代就开始投入，聘请了五六十位国内外一流的学者作为兼职教授，来南大讲课、研究。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师资很重要，学科方向也很重要；我们要出成果，要出大成果，要出为这个学科奠定基础的成果。
希望我们的同学和年轻的老师们努力学习、努力做研究，为国家民族利益、为国家民族的需要、甚至于提高到为人类的需要，努力做出奉献！
采访 |桂语琪
文字 |张宪文教授、常盈、沈乐颖
照片 |张宪文教授、常盈